对咨询主体而言，法院发布的咨询意见只是一种观点和建议，在规范层面不具有效力但可以在事实层面产生影响。
而从我国宪制传统来看，国家维护人民权利的方式正是通过国家积极作为来实现，如在宪法规范中，大量规范设定了国家维护人民权利的积极作为义务。 （二）功能适当性与检察机关的弱能动性 服务大局是当代中国司法的另一核心理念，亦形塑了检察机关的能动履职形态。
例如，从源头预防行政争议往往涉及行政管理事项的直接调适或行政管理制度的调整，显然不是检察机关的优势所在。 二、检察机关能动履职及其形态界分的宪制基础 （一）以人民为中心与检察机关的强能动性 以人民为中心是当代中国司法的核心理念之一，形塑了检察机关的能动履职形态。"这也就意味着，检察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否则与其宪法定位相悖。"在本案中，检察机关在办理个案时发现，案涉小区有189户安置户存在同类问题。以上三项目的中采用了更有效更好的表达，反映出的是保障国家权力行使效能的价值追求。
其四，警惕人民监督的弱化。 三、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的约束与保障 在前述的理论建构上，检察机关能动履职有"强能动性"与"弱能动性"的形态界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能动履职过程中出现"能动不足"或"能动过度"的问题。(43)回应型法治对于一些社会领域的治理是有优势的，但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内治理，这至少可以从党的团结统一和自我革命两个方面来说明。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加大党内法规公开力度。进行严肃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23)关于法典的体系化效应，参见孙宪忠：《中国民法典国家治理职能之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28)在相关交流讨论中，人们提出的最大质疑即是认为党务关系尚不够稳定，党内法规的变动性比较大，法典化将导致党内法规封闭、滞后，影响其灵活性、适应性。
历史地看，党的基层组织、地方组织的选举工作条例变动间隔较长，近两年刚修订，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国家公务员局并入中央组织部之后，中办、中组部制发了关于公务员范围、录用、调任、登记、培训、平时考核、职务职级与级别等一系列规定、办法，对这些法规可进行编纂。
(51)王万华教授则采用完全法典化与有限法典化的概念。然而，法典化运动之所以能够从书斋走向议会、从呼吁变为行动，归根结底是出于实践需要，即是为了更好地治国理政，而不是为了锻炼思维。当然，在适度法典化模式下，大多数经编纂后的法规的名称不必使用法典一词。如今，成文化、全覆盖已基本完成，精细化正在深入推进，散装制度的集成化法典化可提上日程，这是百年党规史向我们昭示的前进方向。
目前，党的领导法规的立规现状存在散的多、整合少及个性化制度多、共性制度少等问题。且篇幅都较小，编纂可以较快实现，有利于积累经验。对党的制度建设而言，法典化并非全新之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对于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所给出的第二个答案，强调要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何况，法典编纂本义还包括对既有规定进行修改(含微调、更新、增补、删除等)，而非直接沿用既有规定。在党内法规领域，如前所述，《纪律处分条例》无论从体例和篇幅之形式特征来看，还是从总则规定加分则行为类型化之内容特征来看，它已然是法典化的成果。
所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确立的管党治党理念、原则、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将会比之前的党内法规制度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30)参见宋功德：《党规之治：党内法规一般原理》，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98页、第464页。
黄文艺、张旭：《论党规的法属性——基于新法律多元主义的考察》，载《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4期。 (58)何勤华：《法典化的早期史》，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6期。从制定到修改的间隔时长不一，最长达到30年，最短3年。叶必丰提出体系化有多种选项，包括法典和分层分类体系。按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二五规划，目前要抓紧出台党的群团工作、外事工作、人才工作等条例，完成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制度的低度法典化。 (18)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
总之，结合笔者于文中所进行的可行性分析，高度法典化是未来党内法规制度成熟定型之后的远大理想，现阶段应以适度法典化为目标。三是从2030年到2035年，党内法规体系四大板块都各自拥有标志性的法典，乃至有跨板块的适度规模法典。
从国法的经验来看，因成文法的稳定性与社会生活变动性之间的固有矛盾，二战后西方世界出现解法典化现象，这又导致各领域立法分散化、碎片化等问题不断加重，故21世纪开始又出现再法典化运动。现阶段应以适度体系型法典化为目标，因为党的团结统一、自我革命的特质决定了党内治理不适用回应型法治对应的汇编型法典，而党的制度建设仍将继续发展决定了体系型法典应规模适中。
可根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党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制度分别编纂。至于因某一领域党内法规多样性或者变动性较大而需选择汇编模式的考虑，(47)则可以转换为体系型法典的程度问题。
在朱明哲看来，二者是分别适应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需要的对立物。 (62)参见孟涛：《论党内法规的法典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40)学者朱明哲详细考察了汇编型法典的社会基础和法哲学依据。(34)又如，2000年法国《教育法典》、2015年法国《公众与行政机关关系法典》等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动态性，既对原有规定进行修改更新，又不断吸收新出台的规定，这种动态性还由专门的条文编码技术来保障，以使增、修、删有关条文时不影响其他章之中的条文序号。
虽不能说各个部门或领域的成文法的最终归宿都是法典，但总体上看，法典化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也是现代国家走向法治之路的最佳选择之一。2019年修订颁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简称：《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39条规定：党内法规的编纂、汇编、出版等事宜，由制定机关所属法规工作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按照党的二十大修改后的党章以及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才是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依规治党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要研究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
(一)成文制度规范的发展趋势 国家法律的法典化历史规律为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组织处理规定(试行)》)第3条对组织处理作出界定，指出其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
集成化既体现在构成法典的制度规范层面，即静态层面的体系性，也体现于创制法典的过程环节之中，即动态层面的立法者对大量知识、信息和资源等的集中整合。党的领导法规因调整领域最广、内容千差万别，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因变动性强，适于采用汇编型模式。何勤华指出，法典的内涵和外延如今都已定型，即指一个具有完备性、体系化的法律文件，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即为体系型法典。那种认为制定了法典就意味着不要(或阻碍)制度向前发展的观点，是偏颇的。
⑨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编著：《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相关规定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 ⑧参见孟涛：《论党内法规的法典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党内法规是独立于国家法律、自成一体的大规模成文规范体系。 第二，已有党内法规体系化立规的初步经验。
编纂难度较小的，制定、修订有关单行法规和体系整合可以同步进行。参见王万华：《我国行政法法典编纂的程序主义进路选择》，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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